这么多年来，没有人像海男那样不知疲倦地在语言之路上奔跑，不多的人注视着她，难以理喻她的动机、她的动力和她的目的。这一现象并不令我困惑，但却令我担忧，她到底要往哪里跑？可是文学文本─我面对着海男的新著《情奴》，如此专注于虚构的文学文本，我确实陷入了困窘。我感觉到海男依然在奔跑，她和这个杂乱的世界无关，实际上，她从来就与现实存在无关。《情奴》让我再次注视她执拗的背影，隐约中我似乎领悟到一点本质，我想，海男如此坚决地在爱欲编织的语言之路上奔跑，其实质就在于，她始终向着爱欲的尽头奔跑。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可以理解海男的写作，理解海男对语言，对小说的诗性，对爱欲神话的顽强表达。
像海男所有其他的小说一样，这部小说中当然也包含着异域风情。作为一个生活在边陲之地的女子，海男的写作不管从叙事风格，还是语言修辞，她的故事模式，以及她表现的人物环境，都带有很强的异域情调。但这部小说，可能是她所有小说中最富有异域特色的作品。小说的故事发生于中缅边界地带，时间是日本殖民主义侵略东南亚的时期。在这里，多种民族的人们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相遇，巨大的历史冲突与人性的自然要求纠缠在一起，到底什么东西决定了人的选择，决定生活的发展方向，这也许是海男想要探讨的。
尽管这部小说在叙事方法方面比海男过去的小说更加清晰且带有现实历史色彩，但依然延续海男始终关注的主题，那就是爱欲的根本含义。
多年来，海男执拗地追究爱欲的根本含义。她关于爱欲的故事，不仅玄奥，而且总是处于流动和易变的状态。那些爱欲不能停歇，不断地替换，在语言强大的洪流的席卷下，爱欲始终没有终结─这就是爱欲的尽头。无法终结的尽头，就是海男持续而顽强地追逐的目标。确实，她始终在尽头─尽头不是某个点，而是一段没有终结的永远靠近终点的那种距离。对于海男来说，爱欲的尽头就是她的文学天堂，她的语言、想象和才华尽情挥洒的地方。
《情奴》在最初的阅读中，一度让我担忧，海男又一次写到性爱。小说写作性爱这当然是小说的天然权利，可是像海男这样在小说叙事中密集地描写性爱，不断地持续、重叠、反复，她如何不被淹没于其中呢？那个叫做刘佩离的男子，开始是和一个叫李俏梅的小女子私奔；接着又跑回家被逼与一个小脚女子成婚；随后又是出走，到异域他乡做苦工，随后成为成功的玉石商人，又与当地女子发生关系；更为奇特的是，刘佩离与英国女人诺曼莎的情爱，其中还穿插着李蜜蜜与日本人三郎，日本骑兵队长与诺曼莎，以及刘佩东对诺曼莎的狂热之恋……不管怎么说，一部篇幅并不算太长的小说中交织了如此大量的情爱关系，还是显得不可思议。海男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来讲述爱情？她是一个成熟的作家，难道不理解集中笔墨于二三个主要人物身上，如果写到情爱，贯穿于始终，效果可能会更好。
但海男有她的想法，海男并不想去构造一个美妙动人的爱情故事，她怀着对爱情的质疑与揭露去书写爱情。在她的书写中，爱欲是所有爱情的出发点，爱情终究都要被损毁。刘佩离经历过各种女人，就像河流穿过山谷，他不能停息，他没有眷恋，他的命定目标是穿过，持续的变换，达到尽头。海男关于爱欲的叙述几乎是在蹂躏爱欲，以及爱欲中的人们。把他们驱赶向爱欲，然后又把他们驱逐开。他们奔赴下一个目标，但依然是一个暂时的停泊地。刘佩离就是这样一个被欲望之火燃烧的人，他无可逃脱，注定了是从这一个女人到那一个女人，他疲于奔命，但永不松懈。如果把刘佩离仅仅理解为是一个被爱欲驱使的人，那就过于简单了，那显然也把海男的这部作品简单化了。实际上，循环往复地穿行于爱欲之中，这只是刘佩离生活的表面现象，他的本质在于他是一个坚忍不拔的男人（一个面对绿玉，顽强追求自己理想的人）。在海男的叙事里，我们逐渐看到刘佩离的本质：他从一个颠沛流离的人，变成一个成功的玉石商人。海男试图通过这些不断出现的爱欲，来铺垫人物的成长经历。正如从情欲到爱欲再到爱情的过程一样，刘佩离的成长史也是肉体到精神的变异史。
当然，还是要回到爱欲。替代海男在爱欲的尽头的舞者正是刘佩离，然而，刘佩离只是一个形式主义的舞者，或者说，刘的不断替换的爱欲并没有真正的本质，每一次关于刘的爱欲的书写，海男都不满意，他无法达到尽头，也就无法停止于一个境界。某种意义上来说，海男只能写作概念化的男性，或者说可以概念化地写作男性，就这一点在她的《男人传》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关于男人的爱欲，海男也只能作概念性的书写，这是她杰出的地方（少有女性作家可以写好男性，也许池莉、王安忆除外─这与那么多的男性作家可以写出栩栩如生的女性，例如与苏童相比，这确实是奇怪的）。问题在于，女性无法理解男性，偏偏女性作家不愿接受这一现实。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她们还要现实地描写男性，这就连最基本的意义都丧失了。但海男或许明白这一点，她并不试图现实地写作男性，她的男性就是概念化的男性。她可以慷慨地赋予男性以诗意，这是她超出其他女性作家的地方。在这里，海男显然也赋予刘佩离这个带有浓重异域情调的男子，以强烈的诗意特征。但不管怎么说，刘佩离在爱欲尽头充当一个替代性的舞者的角色并没有完成，通过这个替代者，海男没有到达爱欲的“尽头”。很显然，爱欲的尽头之外发生了变异（断裂）：爱欲的尽头不是爱欲，而是更为现实化的历史实在性。刘佩离被卷入了历史，从爱欲的尽头走向了历史。这在海男所有的书写中，都是奇异的转折。
随后的叙述虽然还有大量的爱欲，然而，它无法压过强大的历史。这个在中国经典的历史叙述中可以立即印证的历史出现了，刘佩离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叙述中，转化成一个具有历史本质的男人。他的阶级属性、文化身份、在民族─国家的历史对抗中所承担的功能，这些都在刘佩离的身上体现了。这个曾经纵情于爱欲的男人，在殖民地的历史压迫中，成为一个坚忍的忍受者和反抗者。刘佩离一度凭借为日本侵略者煎熬中草药而获得日本人的信任，但这并没有成为他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依赖，而给予他报复的机会。尽管在海男的描写中，刘佩离走近日本人，是为了寻找两个女人，即私生女儿李蜜蜜和诺曼莎。他希望穿越日本人的帐篷，寻找到消失的两个女人，然而，他穿不过历史实在。海男也穿不过，她不得不考虑，在这样的殖民主义时代，爱欲的尽头没有伸向天国，它被现实的生与死的严峻考验所打断。刘佩离行使了他的报复，在给日本人的药罐里下毒，刘佩离总算与历史接洽上了。他离开了爱欲的极地，回到了历史。海男多年来写作男性都难以摆脱概念化的迷宫，我们一方面惊异于她在概念中兜圈子的超人本领，另一方面也为她才智的超量挥霍而惋惜。在这里，海男的极边之舞没有继续下去，她转向了历史，转向了更具有冲突性的现实悲剧。
也许海男并不想轻易放弃极地之舞，李蜜蜜这个人物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出现，可以看成是刘佩离的一个替代品。刘佩离不能抵达爱欲的尽头，他被现实化了；现在，只有李蜜蜜这个绝望爱欲的产物可以完成刘佩离／海男的未竟事业。李蜜蜜不只是小说功能上的一个替代物，作为一个小说中的一个角色，她也是一个替代物。李蜜蜜作为刘的私生女，她在英国人的酒吧当舞女，后来被日本人三郎看中，被作为三郎在日本国内的情人的替身。李蜜蜜被赋予了双重的替代身份。对于日本人三郎来说，她的长相，她清纯的外表，这与他在国内的情人相似。通过李蜜蜜这个替代物，他获得了情爱。所有对李蜜蜜的情爱都是一种模仿和表演，一种真实的模仿，在这样的模仿中，三郎的情爱抵达了爱欲的尽头─在这样战火纷飞，生死未卜的年月，这个杀人如麻的日本人，却怀有如此纯粹的对情爱的眷恋。这只能理解为生存的尽头需要爱欲的尽头来填补。通过这个双重的替代，李蜜蜜抵达了爱欲的尽头：私生女、舞女、情妇、慰安妇、妓女……她的身上承载着女人所有的绝望命运。爱欲的尽头也无法停留在抽象的纯粹性中，它也被现实化和历史化了。
尽头也可以被表现为多极状态：抽象的概念领域和现实的极度悲剧性境地。在这里，李蜜蜜也卷入历史实在性的悲剧。然而，海男并没有把刘佩离历史化的叙事贯穿下去，李蜜蜜经历短暂的现实悲剧后，她又走向了更为理想化的爱欲极地。令人惊异的是，三郎这个帝国的侵略者变成了一个纯情少年，他也走向了爱欲的极地。面对着怀孕的李蜜蜜，三郎动了恻隐之心。也许在他把李蜜蜜当做替代性的情人的时候，他的内心就涌动着人性情感。“替代”不只是二手货色，替代作为一种形式，是对原型极端钟爱的表现，只有达到极端的状态，才可寻求替代物。替代既是一种代替和补充，也是一种绝对性的证明。但这一切对于小说中的故事推演来说，却显得太轻易了。对于一部小说来说，要把一个被固定化的帝国刽子手的形象，变成一个殉情者，那需要大量的篇幅，需要颠覆经典化叙事的坚实的依据和艺术上的绝招。但对于海男来说，历史／现实化只是暂时的，她又把小说叙事拉回到爱欲的极地。只要回到这个极地，她就不受历史／现实逻辑的束缚。三郎用一块军用毯子包好他和李蜜蜜的儿子，他到树林中饮弹绝命。这一切都是爱的力量，现在，情爱、情欲都让位于纯情，在爱欲的尽头，历史、杀戮、摧残、罪恶都消失了，纯粹之爱照彻了血泪横流的历史原野，照彻了仇恨、耻辱和债务。
这部小说不只是再次显示了海男的语言才情，也表现出海男对一种复杂变化情境的把握。这里面的人物都显示出一种独到的偏执性格和心理，这使她笔下的人物都显得有棱有角。海男宁可使人物显得不可思议，也不愿意让她笔下的人物沦为寻常庸碌之辈。赋予小说及其人物以诗性，这无疑是海男与众不同的地方。海男因此也是一个极有争议的作家，欣赏她的人会认为她是一个才情超常的作家，而怀疑她的人则会认为海男始终在一个地方行走，就像她在爱欲的极地舞蹈一样。
就这部作品而言，海男确实想重新来理解历史和人性，她做了大胆的探索，超出了我们的常规和常理，她始终在书写爱的神话，她寄望于这个神话能替换历史和现实，能够承载我们超越历史和现实。海男是天真和善良的，要打破这样的幻想并不困难，但“这个魔法般的时刻，就是爱情，就是拥抱，就是永远”─文学难道不应该享有这样的时刻吗？